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为何颁给让•梯若尔（Jean Tirole）？
一个关键原因是：“在处理复杂情境方面，梯若尔有魔法般的能力。他能够综合多种不同的变动因素和制度细节，以相对简单的模型将某个情境的本质建构起来。” 梯若尔近期发表的几篇论文的合作者、哈佛商学院教授Josh Lerner如是说。“模型当然必须简化现实，但关键是要有能力阐明，‘这种情境中的关键作用力是什么？’、‘这种情境中的哪些方面关乎其本质？’。这种能力是一种艺术，而非科学。”
换言之，梯若尔做的工作与当代学院派经济学家并无二致，只是比几乎其他所有人做得更出色。根据RePEc加权引用排名，梯若尔在世界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中排名第8，而名单里排名在他之上的，有3位业已获得诺贝尔奖。与同代人保罗•克鲁格曼不同（克鲁格曼与梯若尔同为麻省理工大学博士，在模型建构方面同样出名，但他正作为一位频繁出镜且广受争议的公共知识分子，开创自己的第二次职业生涯），梯若尔仍把主要精力放在模型建构上。而且梯若尔只有61岁，还相对年轻，大概会将建模工作坚持到底（除非“获奖诅咒”落到他身上）。
梯若尔建构的模型本质上是数学的，以理性人为基本假设，并通常引入博弈情境。
诺奖委员会发布的关于本次经济学奖学术背景的介绍文章（Scientific Background），主要聚焦于梯若尔在产业结构领域的学术成果。梯若尔的研究对反垄断等政府规制行为产生了巨大影响，在欧洲尤其如此。基本背景是：早期的反垄断和规制理念在经济学理论方面根据不足。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随着以芝加哥大学为中心的“法与经济学”（law and economics）运动的兴起，这些理念被束之高阁。“法与经济学”运动的根本教诲是，竞争高于一切，即使在高度集中的产业中也如此。随即，以梯若尔为首的新一代经济学家表明，只要在正统模型中引入一点点博弈和信息不对称，就可能得出复杂得多的结论。行业规制有时能增进社会福利，有时不能，关键往往在于政策如何设计。
上述理念应用的一个著名实例是对宽带网络服务行业的规制，在此不赘。而在80年代，经由对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梯若尔开始涉足商业战略领域。对商业战略的学术研究在70年代取得突破。当时，哈佛商学院的迈克尔•波特回顾了对产业结构的早期经济学研究。他注意到，市场支配力（market power）与持续盈利能力其实是一回事；经济理论家希望将这种力量最小化，而公司管理者却希望将其最大化。波特使用微观经济学方法，为企业管理者精心设计建议，教导他们怎样获取并保有市场支配力。
80年代早期，运用博弈论方法进行产业研究成为战略研究的大趋势。梯若尔与现在在哈佛任教的博弈论研究者Drew Fudenberg所写的一系列论文，如《肥猫效应、幼犬策略和饿狼策略》（“The Fat-Cat Effect, the Puppy-Dog Ploy and the Lean and Hungry Look”）等，似乎对一些永恒的难题给出了确定的答案，如“我们应该进入这个行业吗？”、“我们应该降价吗？”、“我们应该提高产量吗？”等等。
“1983年我刚刚成为哈佛商学院教授时，感觉上Fudenberg和梯若尔是年轻理论家中的两位王者，”现任教于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和巴塞罗那IESE商学院的Pankaj Ghemawat说，“他们的每篇论文都被人们翘首以待。”但接下来的发展让Ghemawat略有失望：基于博弈论的产业组织模型确实能提供异常明了的建议；但人们发现，模型初始条件的些微改变就可能导出极为不同的结论。因此自80年代以来，“由于担心博弈论模型对行为的解释力不足，人们的兴趣更多转移到了实证研究上。”Ghemawat说。
然而，梯若尔仍在继续这方面的研究。他1988年出版的《产业组织理论》（The Theory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已成为该领域的权威教科书。“我们这些现在教授和研究战略学的人，很多是从梯若尔的教科书中学的博弈论，”哈佛商学院战略学系主任Jan Rivkin说，“博弈论的思考方法对战略学研究具有相当影响，而梯若尔在其中的推动力无人能出其右。”
Rivkin援引承诺概念为例（Ghemawat曾就此写过一部专著）：“博弈论模型、包括梯若尔的一些模型，表明公司有时能够以非常规方式获益。例如，为应对竞争对手的行动，一家公司可以采取更优策略；一旦对手理解了这个新策略，就有可能放弃行动。即是说，一家公司的承诺能改变另一家公司的行为。我们中的许多人现在都在课堂上教授这类观点。”
近来，梯若尔再次引起战略学教授们的关注。在2002年与现任教于苏黎世大学的Jean-Charles Rochet合作的一篇论文中，梯若尔考察了“双边市场”中的竞争动力学。所谓双边市场是指该市场中有两个不同的主体，它们的利益最终取决于二者在一个公共平台上的互动。谷歌和Airbnb等很多互联网企业和大多数传统媒体都属于此范畴。但这篇论文的意义并非在于为这类现象提供确定的解释，而在于它启发了之后关于多边平台的丰富研究。“很难说这篇论文对将来的研究会有多大影响，”多伦多大学洛特曼（Rotman）商学院的战略管理教授Joshua Gans说，“但当时梯若尔开创了关于此类市场战略的研究，影响很大。”
甘斯认为，梯若尔最卓越的成就或许是他的研究生教材。在《产业组织理论》之后，梯若尔与Fudenberg于1991年合写了《博弈论》（Game Theory）；1993年，梯若尔与Jean-Jacques Laffont合作了《政府采购和规制中的激励理论》（A Theory of Incentives in Procurement and Regulation），后者是法国图卢兹大学产业经济研究所的创建人，梯若尔在该研究所授课近20年。2006年，《公司金融理论》（The Theory of Corporate Finance）出版，这并非梯若尔真正知名的领域。“这本书来得有点突然，”Gans说，“公司金融？老天，他什么时候开始干这个的？”
2014年诺奖得主公布后，Gans随即写道他有“一整个书架的梯若尔的各类著作……而且不是装点门面用的”，在整个学术生涯中他都离不开这些著作。“极少数人能够真正读懂一本以上：他们或认为梯若尔是个研究产业组织的家伙，或认为他只研究公司金融，或认为他只研究博弈论。”
梯若尔写书显然不是为了赚钱，否则他会写本科生入门教科书。梯若尔的目的在于教导并影响他的同行，包括学校里和政府中的经济学家。梯若尔教导的主要方向，是让经济学家们用数学方法严谨地分析现象、提出观点。当然，这是半个多世纪以来经济学一直前进的方向。梯若尔并非这个方向的开创者，但梯若尔比他的同行更审慎、更非教条化。不过经济学家使用的方法中确有教条成分，梯若尔在其关于公司金融的教科书的开篇处，用一个冷笑话对此予以承认：
“经济学家预设公司治理的首要目标是股东回报最大化，许多政治家、管理者、咨询顾问和学者反对这种狭隘的正统观点。”梯若尔写道。随即他加了一句：“我们应该立刻指出，本书内容正反映了这种狭隘的正统观点。”
近年来，梯若尔的一些研究已超出所谓狭隘和正统的范围，不过他依然坚守着他的数学-经济学工具箱。梯若尔与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Roland Bénabou 于2003年合作的一篇论文，开篇就对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长期以来的一个观点表示赞同，即经济激励的使用（比如，如果孩子做作业就奖励零花钱）往往会有反效果。但贝纳布与梯若尔随即试图以纯经济学语言说明这种反效果。毕竟，对这些工具的使用才是梯若尔的看家本领。(王晨|编辑)
Justin Fox是《哈佛商业评论》的编辑总监。本译文由译言网网友lynchwong1981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