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曰：「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商在古代是末流，而在历史长河的推动下，如今成了主流，“商”历史地位的变化值得思考。为什么历史对于经济学而言很重要？通过考证历史，能够得到许多新的观点与视野，带着新的视野来看当下，会得到不一样的答案。
12月22日，著名经济史学者，清华大学教授、香港科技大学荣休讲席教授李伯重作为主讲嘉宾参加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耦耕读书会第七期读书活动，本期活动主题为“从‘末业’到‘主业’和从‘末流’入‘主流’：中国商业与商人成长的历史”。李伯重教授对以往学界对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商业和商人的看法进行检讨，指出其错误之处，并从新的角度提出自己的看法，从而为听众提供一种认识这些问题的新观点。
李伯重 中国经济史学家，任香港科技大学讲座教授，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哈佛大学、密执安大学、加州理工等多家国外名校客座教授。著有《火枪与账簿》《中国的早期近代经济》《江南农业的发展》《江南的早期工业化》《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等。
以下内容根据读书会部分实录整理而成
汉朝真正有利可图的大宗商品只有两种——盐和铁器，为什么？每个人都要吃盐，没有盐，人活不下去；每个人都要使用铁器。铁器和盐不是每个地方都能生产的，所以，在汉朝初期，最有钱的商人都从事这两项买卖。大家知道卓文君的故事，卓文君的父亲就是炼铁的。因为这两项大宗商品，大家都需要，产地又很有限，所以就成为牟利的主要手段。汉朝政府发现茶和铁器太重要了，可以赚很多钱，于是就开了一个会议，讨论把这两项商品收归国有，还是让商人继续经营？讨论结果是收归国有，所以从此这两项商品变成政府所有，普通人不能从事这两项商品贸易。
到了唐朝，盐还是国家管制，铁不是。唐朝之后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商品——茶叶。大家都知道，茶叶是中国的国饮，今天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地喝咖啡和可乐，但是大多数中国人还是认为茶是更重要的饮品。茶叶在魏晋南北朝，特别是六朝的时候出现，最开始的时候，和尚发现喝这种树叶泡的水，晚上不容易犯困睡觉，和尚要念经，诵经时犯困睡觉就对菩萨不敬，所以他们就喝茶。喝了茶之后，发现还有别的好处，最大的好处是什么？有人说是减肥，减肥当然很重要，但古人没有太多减肥的问题，古人胖的人不太多，最重要的问题是，喝茶一定要用开水泡茶。除了烈性传染病之外，古人健康的最大敌人是肠道传染病，因为大家都喝生水。欧洲人发现喝生水对健康有影响，怎么办？喝酒。欧洲人喝酒的历史比中国要长远得多，所以经过几千年，欧洲人的身体分泌了一种酶，而亚洲的一大半人没有这种酶，所以没有欧洲人能喝酒。但是喝酒容易得肝硬化，而喝茶不会，所以从唐朝开始，喝茶之后中国人的死亡率在逐渐降低。
茶还有一个好处，喝茶之后很兴奋，就会提高工作效率。17世纪，荷兰人到了印度尼西亚，发现华人工作都很勤奋，而本地人都很懒惰——当然我没有种族偏见，我只是说荷兰人的看法——发现华人都喝茶，而且喝茶的人确实很勤奋。于是，荷兰人就把茶叶运回国，荷兰成为第一个喝茶的欧洲国家。英国在工业革命以后，招募了很多荷兰人到英国做工人，发现荷兰人比英国人勤奋，荷兰人天天喝茶，英国也跟着喝茶。所以，18、19世纪，有一位美国学者写道，全世界最勤奋的四个民族——日本人、中国人、荷兰人全是喝茶的。咖啡是从土耳其传入欧洲的，喝咖啡的人比较懒，比如法国、意大利等等，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喝茶会上瘾，上瘾之后，就必须接着喝，所以茶就逐渐变成一件大宗商品。国家就想统治茶的生产和买卖，唐德宗时期出台一项政策，要求所有的私营茶园的茶树都移到官府办的茶园里，但茶树一移就死掉了，政府拿不到钱，老百姓也很愤怒，所以政策就废除，变成政府给许可证，你付钱，允许你买卖，茶叶变成半官营。
到了宋代，除了盐、茶之外，粮食也开始成为大宗商品，不过是比较短距离的，特别是长江沿岸靠船运，因为宋代的水上运输比唐代发达得多。到了明清时期，大宗商品就多了，最大宗的商品是盐、茶、粮食、布、绸缎、木材、金属等等。大家从大宗商品贸易，可以看出商业变化的基本脉络，商品越来越多，而且量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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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2日，耦耕读书会第七期读书沙龙在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519教室举行，活动主题为“从‘末业’到‘主业’和从‘末流’入‘主流’：中国商业与商人成长的历史”。著名经济史学者，清华大学教授、香港科技大学荣休讲席教授李伯重作为本次读书沙龙主讲嘉宾，对以往学界对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商业和商人的看法进行检讨，指出其错误之处，并从新的角度提出自己的看法，从而为听众提供一种认识这些问题的新观点。“耦耕读书会”由经济金融网与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MBA项目联合主办，旨在为汇丰商学院学子营造读书的氛围，并为社会公众提供学习和思想碰撞的平台。
李伯重教授从“商”的定义入手，观察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商业和商人。“商，度也。”自古就是和计算相关的，之后又涉及到了商议、商讨。朝鲜高度崇尚儒家，大都读《史记》，但其中的《货殖列传》却被删掉了，因为他们认为儒家经典不应包括做生意。那么商人是什么呢？古代中国把商人分为“行商”与“坐贾”。行商就是贩运商品到外地卖，一般为大商人；坐贾是在本地卖，可以是小买卖，行商是古代商人的主力。总体而言，大部分时间内，商人是普通人，司马迁称他们为“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
“咬文嚼字”后，李教授谈及了传统商业社会的发展。《货殖列传》中提到，一个社会中必须有四种人：“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这里分别对应着农业、采集业、工业和商业，因而商业在传统社会里是必须存在的行业。有个词叫本末倒置，末业是工商业，本业是农业，重农抑商是中国传统的思想。商鞅变法后，秦国强盛统一中国，而重农抑商是其变法中的重要部分，禁止农民经商，对商人收税，大幅度提高消费品的税率，实行国家管制等，这里重农是目的，抑商是手段。当然，这一思想也是在不断变化着，明代时政策已逐渐放宽，张居正改革的时候越来越反对，到了清朝，认为做生意应该让老百姓做，国家不应管制。
中国的商业形态可以分为几个时期。首先是农村集市贸易，它在唐朝后期才出现，这种市场上的交换，主要是小生产者之间的品种调剂，它巩固了自给自足。城市市场贸易比农村集市贸易早的多，从周朝就开始了，比如《木兰诗》中的“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但集市的数量很少，唐朝的长安是当时最大的城市，城墙八十里，人口近百万，但其中也只有两个市场。跨省的区域市场在宋朝才出现，到了清朝中国出现了八大区域市场，区域市场之间在清朝出现了紧密的联系，继而出现了全国市场。
历史中真正有利可图的大宗商品不多，在汉代就只有两种——盐和铁器，当时最富有的人都是从事这两项买卖，比如卓文君的父亲，由于利润丰厚，汉朝经过讨论决定将这两项收为国有。到了唐朝，又出现了一个新的产品——茶叶，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发现可以提神，后来又因为喝茶需用煮沸的水，从而大大地减少了当时的肠道疾病，所以逐渐成为大商品。最早的丝绸之路从文化上来说是很重要的，但从经济上却未必，其地势险恶且强盗众多，所以行商进行贸易时成本极大，只能买卖价值高而重量轻的东西。汉唐主要卖丝织品，进口玉石、珠宝和香料。到了宋朝，出现了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快速发展，可以把笨重、单位价值低的物品运出或者运入，出口丝织品瓷器、铜钱、铁器。
中国在宋元时期确实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变化很大。马可波罗认为当时的泉州与亚历山大并为世界最大海港，有外商数万。明清时代变化更大，大航海时代到来，当时主要的贸易伙伴以日本和葡萄牙最为重要。清朝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又新增了英美法和俄罗斯，其中以英国最为重要。在广州，国际贸易中和英国的贸易量占80%以上，中国对英国商品的需求不大，英国只好用硬通货白银来弥补贸易逆差，但是手中的白银越来越少，所以后来就贩卖起鸦片。正如贡德·弗兰克所言“1800年以前，中国在世界上具有异乎寻常和不断增长的生产能力、生产效率、竞争力和出口能力，这是世界其他地区都望尘莫及的”。
中国古代社会在秦始皇统一之前被称为四民社会——士农工商。职业不自由，子承父业。春秋后期至战国，出现了自由商人，其经营规模不断扩大，其著名代表春秋末有子贡和范蠡，孔子周游列国也多靠子贡资助。《论语·子罕》篇：“孔子罕言利”，商人的本性就是求利，如果不受制约的话，就会造成不好的结果。但商人的价值观与地位也在逐渐改变，明代王阳明的“格物致良知”说，提出“虽终日作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是他企图打破传统的“荣宦游而耻工贾”的价值观之举，抬高了商人地位的经济伦理，为商人所乐于接受，同时期提出的“贾为厚利，儒为名高”意味着“商”已置于“农、工”之上而与“士”并列。
李伯重教授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讲课时，学生们对中国历史很感兴趣。作为世界最大的进出口国，中国的商业地位毋庸置疑，其历史中也包含着对当下的指引。在商言商，李伯重教授此次来到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亦是为同学们带来新的商业思考，以史为鉴，用新视角去看待未来。
（剪辑：熊熊，编校：郭倩）
